1、本文创新之处：以舆情梳理分析核心事实漏洞；以文本分析沟通各方孤立信源；“内紧外松”无法概括武汉当局渎职全貌；
2、本文分为说明、正文、附录三部分，爬虫结果在附录部分；
3、本文基本假设：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为12日-14日；
笔者爬虫结果显示，在本月20日之前，也就是钟南山讲话以前，武汉肺炎的相关舆情，曾有两次机会引起社会大众的警惕。
这两次的时间分布，分别为12月31日-1月6日、1月9日-1月11日。
整个议程发起，呈现出以微博为起点、以微信为下沉主轴、以财经类媒体作为发声主力的特点。
笔者文本分析结果显示，影响议程走向的核心事实，出现于1月11日，而后遭遇删帖。
今天，随着《中国新闻周刊》午间报道的出炉，这一事实的最后一块拼图已经补上。
但我认为，囿于新闻报道的写作模式，这篇《“超级传播者”：他转移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对各方信源的梳理仍然不够，不但导致本文的核心事实没有表达清楚，甚至还由此忽视了疫情压制的重要他因——因唯恐担责的瞒报误报，无法解释一切。
我将援引权威信源，为大家全景呈现：在11日之前的疫情传播中，武汉当局为何选择瞒报。
武汉的人心惶惶怎么办？很多有文化的同志搬出了周晓虹。
周晓虹做群氓研究，他有论文详细阐释过，真相模糊之际，流言是多么重要。
如果真相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阐释，很多出于本能的流言生产，反倒可以引起众人的警惕。
造谣SARS的八人，如果只能招来不思反省的淫威——
这八人所折射的广泛社会意见，只会层出不穷，反噬互联网法治的根基。
武汉当局的瞒报，不但延误了疫情传播的预判，还将疫情控制的信心从卧榻之侧拱手让人。
12月30日晚间，有流传的红头文件宣称，武汉卫健委要求武汉医疗机构统计清查近一周接诊过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翌日，《第一财经》第一时间拨打12320证实了上述情况。
后续媒体掌握的情况一是，武汉卫健委已证实的首例，即首个不明原因肺炎症状的患者，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疾控部门已经前往救治医院采集患者样本，以备检测。
情况二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开展相关核实工作。
12月31日-1月1日，财新、财经、新京报、人民日报、中国经营报、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丁香园对此有述评。
此时是新型肺炎报道的第一波高潮。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亲自挂帅，意味着事情的严峻性已非地方能够应付——
1月5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显示，病例最早发病于12月12日，最晚为12月29日，根据已知的12天-14天的潜伏期推算（边界值推算），12月24日-1月11日之间有可能存在人传人病例（二代疫情），混入了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归因。
1月9日，财新发出报道称，有患者A在眼镜批发市场经营店铺，眼镜市场位于华南海鲜市场西区二楼；甚至有患者B从未到过海鲜市场，只是其工作地距离市场较近。
1月5日，武汉卫健委在官网挂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情况的通报：
此类患者共有59例，重症7例，所有患者皆在武汉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未发现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但在追踪163位密切接触者。
病原方面，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MERS等呼吸道病原。
疫情溯源方面，病例最早发病于12月12日，最晚为12月29日。
根据已知的12天-14天的潜伏期推算（边界值推算），若这些最早病例没有得到有效的隔离，且发生二次传染（人传人），三代疫情将于1月11日后逐渐爆发。
1月10日，春运开始；1月14日，机场火车站才开始发热筛查。
各个地方的一级响应不是做给武汉看的，疫情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此次通报前后两日，大报中似只有经济观察报、界面新闻有相关报道，知名垂直类媒体医学界、生物学霸对此进行了解读。此时媒体放松了警惕，是此事的一大遗憾。
媒体可持的疑点在于，为什么12月12日的病例，要在半个多月后由中央亲自挂帅解决？
当然，此时节点的尴尬也恰恰在于，国家级专家小组已经介入调查，媒体需要诸多事宜落定再展开一线采编。
其实，1月3日，武汉卫健委已有第二次通报。但此次通报内容干货不多：只说明现已隔离观察，且“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武汉卫健委的措辞非常有意思：什么叫未发现“明显的”证据？如果武汉卫健委发布的消息更详实，我们的媒体是否愿意且能够采到一手呢？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309017
1月9日，新华社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成功求证：武汉肺炎系新型冠状病毒。
徐建国表示，1月7日晚，其实验室就检出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实验团队确认，已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人们已知的、能侵入人体的六种冠状病毒。
这六种中有四种在人群中较为常见、只会引起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两种则是SARS和MERS。
许多人对此成果的认知是恍惚的：为什么国际同行都在夸专家组的研制速度，然而武汉方面却连续五天没有发布任何通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这个团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证实了病原，然后又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并发放到全国省级疾控中心，就是这样的好牌被武汉方面的“政治第一”和保密协议所挟持了。
此时，已有科普类报道介入，实际上我们只是见木不见林。
1月9日左右，灼见、新京报、澎湃身体开始普及肺炎相关的科学常识，这已经意味着疫情开始悄悄蔓延，但社会大众似乎还没有见识到这场疫情的危急程度。
https://mp.weixin.qq.com/s/VqQRWxWjSWSf4F5Z0VBRXg
https://mp.weixin.qq.com/s/uIk1baQw31QUKU8pHivI8w
https://mp.weixin.qq.com/s/uIk1baQw31QUKU8pHivI8w
事实证明，大家用力最猛的，虽然不是疫情爆发的关键点，但真的是武汉最失策的地方。
截至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之前，武汉有长达5天的空窗期没有任何通报公布，这是我们愤怒的核心原因之一。
基于前文分析，1月9日，徐建国实验团队正式给媒体放出结论之前，检测结果早就进了保险柜，研发的攻克给了我们战胜疫情的幻觉。
武汉方面的做法，不像是“内紧外松”，反倒像“内部消化”。
我们回想一下，1月5日，武汉卫健委的数字是：不明原因肺炎共有59例，重症7例。
但是，1月11日，这组数字变成了41例，重症7例，死亡1例。
我们知道，1月10日，春运开始；1月14日，机场火车站才开始发热筛查。其实，如果11号武汉方面能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这场疫情防远不会闹到今天的局面。
11日，新京报和澎湃都对此通报做了采访，武汉方面的说法几乎是在铤而走险：
2、自1月3日之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
按最大边界值推算，12月24日-1月11日之间有可能存在人传人病例（二代疫情），混入了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归因。
这个结论相当于说，只要11日之前没有新感染病例，那么11日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可以混入海鲜市场的接触史归因之中。
我们不难理解，武汉为何把病例病发精准控制在1月2日之前。
武汉方面早已和专家组沟通中了解到这一疫情的潜伏特点。
1月21日，也就是此次采访10日之后，钟南山发声的第二天，澎湃从武汉市长周先旺那里得到了相反的说法：脑神经外科由于忽视了这位病人入院前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最终导致1个医生、13个护士被感染，也就是钟南山所说的超级传播病例。
钟南山说法出来两天前，有相当的医护人员还被蒙在鼓里。
1月18日，华中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召开医务办公室周会。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征集线索的公告，着力点出此次线索征集的关注要点：
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
目前，@蘑菇目前不改名啦发布的一条线索链，在获得3.9万转发、7.3万点赞后被官方删除，当事人仍然笑称：“武汉估计忙坏了，全网这么多微博删不完怎么办哦”。
希望看完本文有所收获的同学，对此类既招摇又失实的做法，能够保留自己的眼光和立场，遇事必亲躬。有力的批判建立在扎实分析之上，保持理性，不造谣、不传谣。
爬虫算力与关键词设置影响了舆情的绝对值，相对值比绝对值更有参考意义；抖音、快手未被纳入统计范围是本文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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